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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节(3 / 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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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广是我的得意门生,谁知道他会亲手把我掀翻在地,用木棒在我的小腿上连续击打十几下,造成胫骨粉碎性骨折。”钱学礼忆起过往那惨无人道的场面,脸上的肌肉不断抽搐。

我的心里一颤,想象着深沉阴郁的陈广出手打人的凶狠模样,对他就是连环杀人案凶手的怀疑又加深了几分。我说:“可是,陈广打人总需要一些理由吧?”

钱学礼苦笑着说:“在那个荒唐的年代,还有什么道理可讲,我是‘臭老九’,他是造反派,他打我天经地义,就这么简单。当时学校里的红卫兵派系很多,什么天派、地派,什么红旗战斗队、井冈山战斗队,陈广好像是红旗战斗队的副队长,更多的我也说不上来。当时我对他们的造反行为很反感,对那些乱七八糟的荒唐名头半点也不关心。”

我追问说:“钱伯伯,你再回忆一下,1975年4月,有一批红卫兵冲击了解放军驻楚原部队,陈广有没有参与在其中?”

钱学礼微蹙眉头,想了一会儿,说:“那段时间我关在牛棚里,腿也断了,几乎与世隔绝,对外界的动静什么也不清楚。”

我不甘心,又问:“那么,您认不认识当年和陈广关系密切的人,我再去找找看。”

“不认识,陈广这人没有朋友,你看他表面上和谁关系都不错,但是细追究起来,他一个好朋友也没有,谁也猜不透他。”

我有些失望,老人家只提供了些泛泛的信息,没有可供深入追查的线索。眼看再聊下去他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,我只好胡乱说几句感谢的话,向他告辞。老人腿脚不便,没有向外送。当我快走到门口时,他却忽然说:“你不是公安局党组的,你是查案的,陈广是不是摊上事了?”

“您,您……这是怎么说呢?”我一怔,尴尬地转过身面向他。

“小姑娘,你当我老了,不中用了,就随便哄我。你老实说,陈广到底摊上什么事了?”钱学礼的嘴角上扬,透出一丝笑意。

我的脑海里在继续圆谎和如实交代之间斗争了几秒钟,就走过去,坐在钱学礼对面,把连环凶杀案、徐剑鸣遭遇枪击、陈广的误导鉴定以及我的真实来意一五一十地向他和盘托出。

听罢这惊心动魄的案情,老人的一双看透世情的眼里竟泪花闪闪,长叹一声说:“竟然死了这么多人,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。唉,世界上的事,果然是因果循环,报应不爽。”

我诚恳地对老人说:“事情过去这么久,当年的知情人已很难找到,重案队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又无法对陈广展开调查,所以我恳求钱伯伯,如果您还知道什么情况,请一定要告诉我,让凶手不再逍遥法外。”

真是无巧不成书,就在老人开口前,我的电话响了,竟然是陈广打来的。我的心猛地一下揪紧,这些天陈广打给我的电话明显比以前多,他究竟在干什么?监视我?我向钱学礼递了个眼色,示意他别出声,才将电话接起来。

“在哪里?小王庄有一起伤人案,赶快回局里,和我去现场。”陈广的声音还是不咸不淡的。

挂断电话,我无奈地向钱学礼摊摊手,表示我要走了。钱学礼的右手一扬,亮出一枚又长又宽的古铜色钥匙,说:“拿去吧,也许这里有你需要的答案。”

我不解地接过钥匙,说:“这是什么?”

钱学礼的目光黯淡下来,脸上出现古稀老人才有的疲惫和厌倦的神情,缓缓说出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:“我曾经有个名叫古若诚的学生,比陈广高一届,‘文革’时是红旗战斗队的队长,和陈广算是亲密战友了,也曾参与过对我的批斗。‘文革’结束后,他分配到市社科院工作,研究方向是本省和本市的历史。他思想成熟后,痛定思痛,对‘文革’期间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忏悔和深刻反思,写了满满四大本日记,不过受形势所限,这些日记从没有公开发表过。戰他在七年前因病去世,临死前把这些日记交给我保存,说我们师生之间的恩义和仇怨,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的风风雨雨,都在这几本日记里了。我并没有翻阅过那本日记,因为我始终认为,一个民族的悲剧不该由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罪责。古若诚淹没在革命造反的洪流里,并不全是他的错。那些日记都留在我家空置的老房子里,如果不是你来找我,我几乎已经忘了。”

钱学礼交给我的,是老房子的钥匙,日记就藏在老房子的储物间里。

这时,陈广的电话又打了进来,催问我到了什么地方。我连声说:“快到了,快到了。”给钱学礼鞠了个躬,退出门外,叫了一辆出租车,一溜烟地向市公安局赶去。

在小王庄办完案子,已经是下午六点来钟。我惦记着那几本日记,看看天色还亮,饭也顾不上吃,就急匆匆地按照钱学礼给我的地址寻到他家的老房子去。

这是坐落在市郊的一套老式平房,房前有一座四方的小小院落。红砖青瓦,门窗都刷有嫩绿色的漆,如果放在以前,也许还算雅致,现在由于荒置已久,院子里杂草丛生,墙面和门窗上斑斑驳驳,布满风雨侵蚀的痕迹。这时已届黄昏,院落四周芳草萋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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